依据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之规定：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das natürliche Recht），也是其首先需要承担的义务。

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对于那些原本对案件知情的人而言，他们对于行为人的认知已经确立，电视剧的播出不会改变什么。经历重重诉讼，欧盟法院最终支持了他的请求。

第二个问题涉及针对互联网搜索服务商的删除权。[72] 百度下拉框中出现的搜索关键词常常是两个或三个词联袂出现，这一结果可以通过搜索算法加以设置。假如说搜索引擎收集了个人数据的话，乃是因为这些数据恰好包含在网页信息之中。See also ECtHR, Rotaru v. Romania, 4 May 2000, appl.no 28341/95.在德国，投入使用的x - pire软件即具有到期删除功能，用户可为上传图片添加数字到期日，See http://www.x - pire.de/index.php？ id =6L =2。[20] 同样令欧盟立法者不安的，是互联网上个人信息泛滥背景下搜索引擎的强大能力。

[29]换言之，不是网站对公开在个人主页上的信息加以删除，而是用户本人应当享有主动删除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第一部分内容是扩张了的删除权，它既包含《指令》第12条(b)针对不准确、不完整个人数据的删除权，又新增了数据主体撤回同意下的删除权。[31]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Plants and Derived Food and Feed （Report）,2003, pp.7～8. [32] 参见《农业部关于关于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提案答复的函》（2015年8月24日）。

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主要是专家，实际上是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看作一种客观意义上的风险，而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公众和社会组织，他们则是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看作一种主观意义上的风险。通过科学方法，风险评估机关既可以按照性质将转基因食品风险区分为不同类型的风险，如毒性、致敏性、抗药性等，也可以按照风险等级将风险分为紧迫的危险（即不安全）、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仅对部分人群具有安全风险（致敏性）以及无风险。[66]但是从《食品安全法》有关转基因食品的规定来看，立法者并未对转基因食品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且允许适用其他相关规定。[63]在专家遴选方面，《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都没有规定遴选的专业条件，明显缺乏规范依据，只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章程》中规定了三项专业条件。

[13]此外，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家之外的第三者对基本权利的侵害，较之十九世纪，其威胁力度发生了本质变化。[67]欧盟2003年《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识办法以及含转基因生物物质的食品及饲料产品的追溯性管理指令》（1830/2003/EC）也规定当转基因成分没有超过限值且是偶然或者技术上不可避免时，免除标识义务。

二是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公开的具体程序。莱蒙检验包含三个步骤，即法律必须有世俗的目的、法律的主要或首要的影响必须是既不促进也不限制宗教以及法律不得助长政府过度卷入宗教。因此，在风险评估之中，行政机关在专家选拔以及信息公开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空间。当风险较大时，措施的绝对性和紧迫性可以有所下降，但是行政机关仍然需要采取措施。

[69]总体而言，我国《食品安全法》并未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裁量权问题，而是统一用文字标识制度解决。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和信息公开。[34]王贵松副教授也认为，事实的认定过程已经包含了法律要件的解释、等置的过程，但是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说，事实的认定与法律要件的解释、等置或涵摄是可以区分的，区分开了的事实认定不具有裁量性。[66] 例如欧盟的标识阙值是0.9%（转基因成分来源获得欧盟批准）和0.5%（转基因成分来源未获批准），澳大利亚、新西兰、捷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的标识阙值是1%，瑞士、韩国的标识阙值是3%，日本、俄罗斯、泰国的标识阙值为5%。

[10] 因此，尽管转基因食品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供给和消费的，国家有义务对转基因食品风险进行实质性的规制，以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和实现公共利益。五、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法律规制应该围绕裁量权的授予、行使和约束进行，从行政裁量视角可以细致地观察行政机关如何进行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

依据该理论，既然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真正实现公民的自由与平等，那么当公民基本权利遭到私法主体（私人）的侵害时，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如果没有更具体的法规、规章或者法律解释，这些问题就落入行政机关要件裁量的范围。

[21] 〔英〕安东尼•奥格斯：管制与侵权法之间的关系：目标与战略，载〔荷〕威廉•范博姆、〔奥〕迈因霍尔德•卢卡斯、〔瑞士〕克丽斯塔•基斯林主编：《侵权法与管制法》，徐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与此相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则相对灵活，由于食品生产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混入转基因原料的情况，转基因食品通常按照阙值进行区分，转基因原料在一定阙值之下的食品即便含有转基因成分，也不属于转基因食品。[40]二是利益因素，即专家是否代表某方利益，从而引起利益冲突。[24]从行政裁量角度去观察，能够揭示出行政机关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中的核心地位，并准确地解释和描述行政机关如何针对风险展开行动。[38]约束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专业因素，即专家是否满足相应的专业要求。因此，近来我国黑龙江省根据最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在该省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种植、生产、加工和销售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作物，以及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

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最终的成本需要公众来负担。[18]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

依德国行政法理论，裁量可以分为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要件裁量是指行政机关在认定有待适用的法律要件时享有判断的空间，效果裁量则是指行政机关认定法律要件之后再选择行为的效果上享有裁量的自由。罗伯特•阿列克西如此解释必要性：假设采取某一侵害交易、职业、专业自由的措施是为了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一种措施是绝对禁止（买卖）貌似巧克力但却不是巧克力的商品，另一种措施则代表明确标识商品性质的义务，明显后者对贸易、职业、专业自由的侵害强度要小于绝对的禁止，并且几乎同样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保护原则，因此，绝对禁止不是一个必要的手段。

在少数极端情况下，风险管理机关需要毫不迟疑地采取措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专家遴选、信息公开等方面，组成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行政机关享有较大的裁量权。

[39] 参见前注[28]，戚建刚、易君文，第155页。在风险管理阶段，应该在风险要件之外引入公共利益要件，以抵抗风险科学性对裁量空间的压缩，并对具体情境下的公共利益内涵进行要件裁量。风险管理需要进行政策考量和利益平衡。[54]因此，FDA可以在其规制中不考虑宗教信仰因素，并未构成裁量权的滥用。

[62]更重要的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食品风险评估在侧重点和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除了考虑对人体影响外，还需要考虑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的风险。权利保护的要求，即实现个案正义，特别是要实现权利保护。

参见宋华彬：风险规制中的专家咨询，载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为，消费者知情权并非绝对的权利，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情境里与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平衡，包括消费者获得安全的食品供给的权利、消费者做出明智选择的权利、消费者宗教自由的权利以及食品供应商商业言论自由和自由贸易的权利。

[50] 参见余军：‘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初探，《当代法学》2012年第4期，第20页。四、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中的行政裁量 通过前几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过程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对事实、要件和法律效果进行系统考量和动态权衡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围绕着作为事实基础的风险和作为公共政策基础的公共利益展开，因此必须借助行政裁量才能进行。

委任是符合多元主义的思想逻辑的。例如仅仅以中文标识转基因食品，无法确保不懂中文的消费者（外国人、少数族裔）充分了解转基因食品信息，无法实现法律所明确的目的。这一路径包含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将着眼点从主体—行为—救济（责任）的理论体系架构转向提供一种新的、能够使风险规制过程合法化的解释框架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配置制度，形成面向行政过程的行政法理论。从裁量理论来看，在选拔活动中，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某一领域、具有某些经验和经历的专家，每一种选择都是允许的，是一种典型的选择裁量。

为了避免行政机关根据利益倾向选拔专家，国外通常也会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专家的中立性。此时，风险管理机关需要根据风险的等级以及事态的发展决定采取行动的时间安排，以避免不同任务之间的冲突。

尽管如此，行政机关在法律效果上的裁量权仍然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只要行政机关能够依据要件裁量的判断最终确定法律效果，法院就不能去替代行政机关做出决定。针对转基因食品，《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只有69条和第151条，即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和转基因食品和食盐的食品安全管理，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要件裁量的基础上，风险管理机关可以基于经验和政策考量进行效果裁量，对是否做出行为、行为的方式、程序等进行裁量。风险管理机关则需要在考虑风险评估结论之外，更多地在受影响群体的利益诉求之间进行权衡。